1．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题目。

中国文学发源是丰富的多元的，景象是壮观的，原初先民的想象、传说、歌谣、故事、神话等等，都构成滋养中国文学生长的生机勃勃的源头活水。将某一种文化现象作为文学的唯一起源往往陷入僵化单调的形而上学陷阱。

中国文学这一命题意味着中国文学稳定的结构形态、审美意蕴、语言风格等艺术形式的形成，而原始形态的中国文学生机勃勃，但尚未形成自己的清晰面貌和稳定形态。中国文学的思想主题、艺术风韵真正呈现出自身的特点，源于经典时代。经典是各种文化元素融入文学之河的一次荟萃，经典决定了中国文学范式的建立，决定了中国文学的精神走向。

“轴心时代”是中国的经典时代。这一时期的中国出现了孔子、老子等一批伟大的思想家，而《诗经》《周易》《尚书》《乐经》《春秋》《周礼》等以“六经”为代表的文化典籍也在这一时期成熟定型，成为影响中国人心灵深处的文化经典。

经典时代也是中国文学的奠基时期。中国文学的思想品格、语言风格、审美风范及文章样式等都有了自己清晰的面貌。“六经”是中国文化的经典，也是文学经典。古代思想家重视对经典的理论阐发，也重视对经典的艺术挖掘。“文本于经”是古典文艺理论中一种流行的观点，汉代扬雄就有“五经含文”的论述。王充《论衡·佚文》说：“文人宜遵五经六艺为文，诸子传书为文，造论著说为文，上书奏记为文，文德之操为文。立五文在世，皆当贤也。”“五经六艺”是文人为文取法的典范。古代圣贤留给后人的这些经典不仅仅是鉴往知来的抽象道理，也是文采斐然、辞章灿烂的传世文章。大家熟知章学诚“六经皆史”的理论主张，其实与“六经皆史”相平行的一种理论——“六经皆文”的主张也源远流长。清代文学家袁枚是“六经皆文”的倡导者。他在与师友论学的信函中，反复强调六经的本质是文学是文章是艺术，认为“六经者，亦圣人之文章耳”（《答惠定宇书》），“六经者文章之祖，犹人家之有高曾也”（《答定宇二书》）。面对六经，袁枚强调了经学的文章属性和审美意义，经学归入了文学。

在追溯中国文学起源的时候，以刘勰为代表的理论家们都将文学的发源追溯到经典与经典时代。《文心雕龙·宗经》一方面推举经学“恒久之至道，不刊之鸿教”的神圣意义，一方面又盛赞五经“辞约而旨丰，事近而喻远”的文学示范作用，认为：“故论说辞序，则《易》统其首；诏策章奏，则《书》发其源；赋颂歌赞，则《诗》立其本；铭诔箴祝，则《礼》总其端；纪传盟檄，则《春秋》为根：并穷高以树表，极远以启疆，所以百家腾跃，终入环内者也。”

刘勰系统地阐述了文学依经立义的原则，认为一切文体从《易》《书》《诗》《礼》《春秋》等五经中生发出来，虽然春秋之后文体皆备、百家腾跃，但是后来的文学形式无论怎样繁复，都难以跳出六经形成的传统范畴，所谓“终入环内”即文学在经典时代形成的结构与模式。

在中国古代文学理论体系中，经学思想与文学思想是相通的，“六经”不仅是文学的思想土壤，也是文学的典范文本。

（摘编自傅道彬《百家腾跃终入环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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