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纪学人梁伯强：妙术仁心 杏林漫山

在19世纪的最后一年，“客家院士”梁伯强降生在梅县的一个知识分子家庭。父亲梁劭勤是一名教师。在严父慈母的管教之下，梁家子女都勤奋好学，梁伯强在班中也是名列前茅。然而不幸的是，在梁伯强6岁时，一场疫症夺取了他母亲的生命。济世救人的理想，也像一颗种子，从此撒播在梁伯强幼小的心灵间。

20世纪初，先进的西洋医术随着坚船利炮，送抵积贫积弱的中国。通过先进的西洋医术，增强国民体质，成为不少有识之士的洞见。“病理解剖对于医者，譬如一盏光耀的灯，在黑暗的中国医道上，光照他们，引着他们走上路。”梁伯强的感言，道出了那个年代中国医者的心声。而这一点冀盼，也成了将梁伯强引上从医之路的指路明灯。

梁伯强勤勉好学，他仅仅用了4年时间，便修完了中学的全部课程，并以全年级第一名的成绩毕业。考进上海同济大学医学院的梁伯强，师从著名病理学教授F·欧本海姆，并在他的指导下学习尸体解剖。毕业后，梁伯强留在医学院里担任助教。而在这所为德国同行垄断的医学院里，梁伯强显然是一个另类。他不迷信权威，敢于独立思考，常常因学术观点的分歧，与德国教授争论。

因教学水平优异，梁伯强为校方推荐，赴德国慕尼黑大学研修病理学。留学期间，他在钻研西洋医术经典之余，还著文向海外阐述中国的医学成就。与当时学者普遍怀疑和否定中医的态度不同，梁伯强对传统医学进行了客观而辩证的分析。他表示，近代医学遇到的不少问题，如胃肠解剖等，在《黄帝内经》便早有论述。当然，梁伯强最感兴趣的，还是如何借助西方先进的医疗技术，提高国人的身体素质。从这个时候开始，他就着眼关注国人体质，以及地方的常见病和多发病。最终，梁伯强凭借《中国人的血型和地理关系的研究》一文，以最优等成绩获得了医学博士学位。

回国后，梁伯强受聘为同济大学病理学副教授。1932年，由于上海战事吃紧，他回到了广州，作为当时教育部的部聘教授，受聘到国立中山大学医学院，兼任病理学研究所主任。

当时的病理学研究所，只有一名助教和一名技术员，教学用具严重不足。梁伯强立即申请经费，购置教学投影机、显微镜和教学图片，并率领助教和技术员装配课室和建造尸解室，向德国母校征集人体标本。只用了短短几年时间，病理学研究所便成了当时国内学术氛围最为浓郁的第一流学术机构之一。

1949年初，梁伯强正于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考察。由于国内时局动荡不明，不少亲友都劝他留在当地工作。然而，梁伯强婉拒了这一请求，解放前夕，梁伯强终于回到了广州。

从1952年开始，梁伯强连同秦光煜、李瑛两位教授，连续开办了十多期高级病理学师资培训班。每逢开学之初，梁伯强总要亲临现场，作尸解示教，在解剖室里一站就是五六个小时。每逢上课铃声一响，梁教授总是准时准点地出现在讲台上。他讲的每一堂课，都会让助手预先绘制图标，印发讲义，精心挑选标本和幻灯片。每作一场学术报告，梁伯强还要事先实地测量幻灯机的摆放位置，以求为听众预备最佳的观察距离。

尽管身居教授的要职，梁伯强却虚怀若谷，不耻下问。他时常鼓励学生超越老师。梁伯强多次向自己一手培养的学生表示“甘拜下风”。对助手杨简制作的模式图，梁伯强更是逢人说项。他认为，只有“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病理学的事业才能前进。他也将“能否培养出能够超越自己的学生”，视为老师成功与否的一条检验标准。事后，杨简也因其对食道癌病因研究的杰出成绩，成为国际知名的肿瘤学家。

他常常告诫学生“尽信书不如无书”。他认为，科学研究本身探索前人所未能认识的事物，因此虽重视前人的经验，却不能囿于前人的条框。1962年，梁伯强在莫斯科第八届国际肿瘤大会上，首先提出了鼻咽癌的组织学分类，并阐明了“肿瘤间质反应”的新概念。他所提出的肝癌发生机理，也与当时国际的主流观点相抵牾。梁伯强根据自己的长期研究，提出病毒性肝炎是肝硬化的致病因素之一，并非是由于营养缺乏。这一科学见解，直到1980年才为病毒学、免疫学和超微结构的大量研究资料所证实。

1968年11月28日，由于心脏病复发得不到及时救治，梁伯强在广州与世长辞，终年69岁。

（节选自《南方日报》）

【注】将医家称作“杏林中人”，乃是源于三国名医董奉定下的一则奇怪的规章：为人治病，不取钱物，病愈者栽杏一株或五株，再将种杏所得，易谷济贫。十年之后，十万杏树，郁然成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