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三

儒墨在战国时并称显学，墨者具有高尚的理想，又能身体力行。他们景仰大禹治水之功和“形劳天下”的精神，履行“以自苦为极”的“禹之道”，这些内容在鲁迅的小说集《故事新编》中得到了体现。恰好鲁迅的故乡绍兴被视为夏禹遗泽之地，他对绍兴“其民复存大禹卓苦勤劳之风，同勾践坚确慷慨之志，力作治生，绰然足以自理”的风俗有自豪的肯定。

“中国的脊梁”是鲁迅在《中国人失掉自信力了吗》中提出的，他说“我们从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虽是等于为帝王将相作家谱的所谓‘正史’，也往往掩不住他们的光耀，这就是中国的脊梁。这一类的人们，就是现在也何尝少呢？他们有确信，不自欺；他们在前仆后继的战斗，不过一面总在被摧残，被抹杀，消灭于黑暗中，不能为大家所知道罢了。说中国人失掉了自信力，用以指一部分人则可，倘若加于全体，那简直是诬蔑。”在《故事新编》中这种理想人格以《理水》中的禹、《非攻》中的墨子为代表。《理水》中禹的出场被写得有声有色，一群乞丐似的大汉冲破交通线，引起一阵喧嚷及卫兵的阻拦。禹的精神是墨家的，禹的“理水”是中国文化中博施济众的典范，这就是“中国的脊梁”。

在《非攻》一文中，鲁迅有感于三十年代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务夺侵凌”和儒家理学赴国难之不济，而对墨家价值进行重新发现。小说中表现了墨子“遍从人而说之”的救世热情、高超的“以理服人”的手段、积极奔走的实干家风范。这种“埋头苦干”“拼命硬干”的精神，较之儒家的割裂道德与事功、道家的割裂思想与行动，显然更为鲁迅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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