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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纸上作戏，世故里写真

——记连环画家贺友直

舒靓芫

2016年3月16日晚20时30分，连环画泰斗贺友直在上海瑞金医院病逝，享年94岁。

说起“泰斗”一词，先生生前特地翻过《辞海》：“哪里是泰山北斗啊，看了心就慌了，哪能敢当啊？画画的，够得上‘画家’已经蛮吃力了，更勿要讲是‘大师’来。”他认为自己只是画家，而且不敢是“专家”，只是在连环画方面的“内行”。

有人曾形容，写老上海没人写得过张爱玲，拍老上海没人拍得过王家卫，画老上海没人画得过贺友直。先生说：“我不敢当。我是从社会底层出来的人，有直接的感受，所以大家觉得，贺友直画老上海有味道。”

1938年先生初到上海，他先在亲戚开的小工厂做工，后在印刷厂学徒，各行各色人等的一举一动、一颦一笑都深深地印在他的脑海。那个年代的生活艰辛，工作乏味，他的乐趣是“一个月发一次零用钱，除去剃头洗澡，佘下的钱逛一趟游乐场”。对身边人群、事态的观察，成就了他记录民生万象最原始的积累。

先生说过：“我来自民间，所以我懂得斗升小民关心啥。”所以，他把老上海平民百姓的悲欢离合变成了连环画——《贺友直画三百六十行》，展示了20世纪上海各行业人物的典型形态和表情，这“三百六十行”的连环画也被誉为“老上海社会文化记忆中的珍宝”。华君武先生称先生“目光如炬，观察人间万物”，冯其庸先生则称先生的“画笔实亦史笔”。

抗战时期，先生印象中的上海是一席“畸形的”盛宴：穷人、富人、外国人，混在一起避难；戏院、餐馆、舞厅、妓院，各种纸醉金迷的行当争先恐后地兴起。

如今再没了那畸形的繁华，先生感慨道：“大环境不一样了，我们那时画连环画是当做饭碗的。1996年我的一个连环画展名字叫《谈情说爱》，情就是我对连环画的感情，爱就是我爱上了这碗饭。当时真的非常投入，画什么像什么，现在画什么都不像了，因为没有了那个生活底子。”他坦言：“现在艺术浮躁得很，不少是乱七八糟的东西。”

如果说画里的作戏，是老先生独立于大众而创造，那么画外，先生则过着属于自己的真实人生，从不作戏给任何人看。

任职于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时，先生原来住于一个“容纳了108将的大办公室”。他不爱去那种划成一小格一小格的新式办公室，他比喻说“把人放进冰箱格子”一样，还为此画了一张《最没有人性的格局》。

1955年，先生一家搬进巨鹿路一间30平米的一居室。画画、见客、饮食、起居都在这里，真是“一室四厅”。屋子不大，打扫起来也不麻烦，家里不用保姆，先生吃的是老伴为他烧的饭，两老一个月退休金加起来，总也花不完。先生拍拍胸口，笑称虽然“买不起房”，但生活上“不差钱”，“天地之大，全在心中”。

先生的生活中，自有一件顽皮可爱的事——爱喝老酒。每天中午和傍晚两个时段，他定会“呡几口老酒”。这个习惯几十年如一日，雷打不动。老酒，是先生艺术创作的“生命口服液”。每每有熟络的学生去家中做客，总能看到这个老人惬意地呡酒，就像《乘风凉画》里的那位老爷们儿一样，“快活赛过神仙”。

人世间到处都是歌哭与悲欢的交替。在先生真性情的生活中，除了乐得自在，也有另一面。

先生的画传《贺友直自说自画》，就说到过一些关于特殊期间的事情。两年都待在牛棚中，先生始终惦记着家人和孩子们。一次，妻子给他带来一罐辣酱，怕别人看出里面放了肉，就把肉丁切成了肉末。先生看着这些为他精心准备的食物，想着自己无法见到日夜思念的亲人们，他忍不住地嚎啕大哭。

从牛棚出来以后，先生回家头一桩事就是坐在家中餐桌上，喝老伴为他温的酒。三个幼小的女儿就围在桌边看他吮酒。画到这幅画面，先生忍不住泪如雨下。家庭圆满，儿孙绕膝，有如此的温情，只怕每一个尝过人情冷暖，看过事态炎凉的人都会情难自禁。

饶是到了作戏之外的地方，至于世故已淡的时刻，先生依然有牵挂的事情——连环画。他是谦和的，会非常认真地说自己“思维枯竭了，最近画不出了”。在说这话时，他已经获得了“终身成就奖”，但他依然走在“让自己的艺术水平更为精进”的道路上。

20世纪80年代后期，连环画由盛转衰，渐渐失去了昔日的热度。随着国画、油画等画种的价格节节攀升，甚至有“画面以尺定价”的，不少连环画家纷纷转向那些领域。先生却始终坚持自己，坚持到了生命的最后。我们知道，他的傲气不那么锋芒毕露了，但风骨犹存。

他一生为人正直，率真而达观，冷眼给了是是非非，豁达给了坎坎坷坷，固执给了画画描描。对大众他从来都说自己只是“一个画匠”——这才是真正的工匠精神的顶峰。

（摘编自《传记文学》2016年5月，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