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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的“礼治”思想

以伦理道德为基础的儒家礼乐典章制度中蕴含着丰富的法治思想，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所范导的法治理念，提供了有益的启示。

以“礼治”为表征的儒家法治思想，主要有以下观点：首先，德主刑辅。这是儒家关于德刑关系的一个基本观点。孔于主张“为政以德”，注重道德教化，认为德教比刑罚更有效，他说：“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他认为，严刑峻罚虽然能起到威慑作用，使人们不敢犯罪、但是内心却认识不到犯罪的可耻；以道德教化人们，人们有了耻辱之心，就会自觉地避免犯罪。孔子在这里表达了这样一个看法，那就是刑罚是必要的，但是不要独尊、迷信刑罚，他的宗旨是重德轻刑。所以孔子主张，治国要“宽猛相济”，德刑相辅相成，“一张一弛，文武之道也”，最后实现“胜残去杀”“必也无讼”的理想状态。荀子提出“明德慎罚，国家既治四海平”，提倡道德，主张少用刑罚。董仲舒明确提出“刑者德之辅”，把德与刑之间的关系明确提示出来，即德主刑辅。

其次，礼法融合。儒家的“礼”是其核心思想“仁”的道德境界的外化，“包含着西周以来所形成的整套典章制度和风俗礼仪，是以血缘为纽带，以君臣父子为核心的宗法等级制度”。所以儒家以“君臣父子”之伦理道德规定放大为人们需要遵守的国家之“礼”，“肯定礼是治国之本，规范着国家的根本制度，是政治法律的根本指导原则”。孔子重视礼之本，反对礼流于形式。“礼，与其奢也，宁俭；丧，与其易也，宁成。”他提供“为国以礼”，认为国家政令是人们必须遵守之礼，所以失礼就要接受惩罚。在孔子这里，初步体现了礼与法相融合的倾向。真正奠定礼法融合思想基础的是荀子，他既反对儒家重视礼冶而轻视法的作用，又反对法家重视法冶而忽视道德的作用，而把礼与法相结合，形成了礼法并施，即“隆礼重法”的思想，开礼法融合之先河。

最后，情法互补。儒家以血缘亲情为基础，建立其宗法等级制度，主张德主刑辅、礼法融合。这一前提，肯定了人情在懦家法治思想中的重要地位。在儒家看来，以亲情为基础的伦理道德规定远比法律法规更为重要，“事孰为大？事亲为大”，所以儒家的法治是法中有情，情法互补，“国法的制定以伦理纲常为指导原则，同时又是伦理纲常的具体化”。在儒家看来，只有合乎人情之法才会有生命力，“法合人情则兴，法逆人情则竭”，法与人情相结合，才更易为人们所接受。只有符合人情之法才是公正的，以人情为基础的法律法规才能为人们所信服。

儒家的法治思想与法家有所不同，它极少直接讨论刑律狱讼等问题，而是以一种防患于泰然的法——“礼”法加以约束，使人们自觉地守法，而非被动地惧法．德主刑辅、礼法融合、情法互补等法治思想体现了“儒家法学的礼教中心、义务本位、家族观念、伦理法治等价值和特质”，而这正是中国法律传统中的主导精神，所以有学者认为“孔孟才是中国司法界的真正祖师，儒家学说才是中国法学的真正源头”。

（节选自《新华文摘》）